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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恒·第五十五译||俄罗斯、北约与“颜色革命”的话语陷阱(“颜色革命”系列之八)

日期:2020-07-15 作者: 点击:[


李嘉伟 编译

【文献来源】Andrey Makarychev,“Russia,NATO,and the ‘Color Revolutions’,”Russian Politics&Law, Vol.47, No.5, 2009, pp.40-51.

【作者简介】安德烈·马卡里切夫(Andrey Makarychev),历史学博士,沃尔加-维亚特卡国家服务学院的学术部门负责人。

一、研究问题

 

作者通过分析俄罗斯对后苏联邻国(尤其是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官方话语的不一致性和不稳定性,论证了俄罗斯对外策略缺乏连贯性。

2008年8月发生在格鲁吉亚的军事行动以及俄乌关系的恶化清楚地表明,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困境是冲突不断的周边关系。比如俄罗斯与立陶宛(加里宁格勒问题)、爱沙尼亚(卫国战争的英雄纪念碑问题)、波兰(因为暂时封锁了与俄罗斯和欧盟的谈判)、乌克兰(包括“橙色革命”、燃料的运输以及基辅欲加入北约等一系列问题)、格鲁吉亚(从禁止俄罗斯进口格鲁吉亚葡萄酒事件到到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等诸多问题)之间的外交危机。如果再考虑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一体化计划的明显脱轨,那么总体来看,俄罗斯周边外交似乎呈现紧张态势。

二、分析框架

 

作者通过该文尝试评估俄罗斯对发生过“颜色革命”的国家(尤其是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政策。克里姆林宫对这些国家的官方话语极具负面色彩,只要看一眼俄罗斯书店的书架,就会发现俄罗斯眼中乌克兰的政治形象具有讽刺意味。“克里姆林宫智库”专家(从康斯坦丁·扎图林(Konstantin Zatulin)到谢尔盖·马尔科夫(Sergei Markov))作出的媒体评论均体现出俄罗斯周边外交有“家长式作风”的特点。在作者看来,俄罗斯学术界应该重塑关于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政治话语,并引入必要的科学客观性元素。

在方法论上,作者在本文中借鉴话语理论。许多欧洲理论家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话语作为一种权力工具具有对人们意识进行支配的功能,即在任何社会中,话语的产生都是通过一系列的程序和技术来控制、选择、组织和分发的。有必要注意到话语实现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首先,任何话语本身都包含一个关于他者性的定义,这在国际关系中很重要。这种差异性(“我们—他们”的区别)是围绕着特定类型话语的关键概念来表述的,这必须在分析过程中加以识别。

第二,作者把话语理解为一个过程,借助这个过程“主体因认知而发生变化”。这使得修改主体和塑造对象成为可能。换句话说,话语是通过交流构建客体的领域——正如后结构主义者断言的那样,客体并不存在于话语之外(或在话语之前)。在本案例中,通过分析俄罗斯对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话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家的形象是如何形成、复制和传播给俄罗斯受众的。但这一过程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同一话语导致“话语主体”(即俄罗斯本身)的形成,并赋予它某些特征,而这通过包括(重新)定义他者的方法实现。

三、俄罗斯与“颜色革命”:“言辞攻击”策略

 

要分析克里姆林宫对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最近发生的政治事件的反应,首先需考虑俄罗斯对曾发生过“颜色革命”的国家的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发展模式各不相同,但从俄罗斯外交的角度来看,它们是同一类型的国家。

首先,有一个问题涉及俄罗斯对北约的官方评价。前总统普京(Vladimirl Putin)(编者注——该篇文章发表于2009年)认为,北大西洋联盟既是“冷战的残余”,也是一个不断威胁、压缩我们边界的强大集团。这里的关键问题可以表述如下:如果北约的确如俄罗斯财政部长阿列克谢·库德林(Alexei Kudrin)所说是必须“成为历史”之物,如存在明显的内部分歧,那么俄罗斯为何还要与之为敌呢?如果北约是一个敌人,那么俄罗斯如何以及为什么还要与它建立正式的伙伴关系?这里出现了逻辑陷阱。事实上,俄罗斯领导层宣称,它并不反对北约作为一个组织存在,它只是反对北约逼近俄罗斯边境。例如,尽管俄罗斯在科索沃问题上持有特殊立场,北约在巴尔干地区的扩张并没有引起俄罗斯的负面反应。此外,正如普京在2008年布加勒斯特峰会上所说的那样,北约应该优先与俄罗斯进行直接合作,到那时,或许俄罗斯就不会对北约的扩张或它采取的其他行动做出如此下意识的反应。这一立场表达的不是对北约的恐惧,而是担心北约扩张将把俄罗斯置于正在形成的安全“架构”之外,并将其排除在未来世界在关键问题上的决策之外。这就暴露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要想成为国际社会中有影响力的一员,俄罗斯必须把自己视为一个积极意义上的全球大国。而与此矛盾的是,就目前而言,俄罗斯更愿意在地区层面展示其“大国”的地位(并非总是令人信服)。然而,采用巴里·布赞和奥利·维夫的地区安全复合体概念,全球大国不受参与任何特定区域必要性的约束,甚至靠近他们的边界并且能够改变他们在世界上存在的形式、方法和地理。如果俄罗斯希望参与世界政治的“大联盟”,那么它必须扩大其安全议程,并作为一个全球大国,认真参与解决生态和气候变化、跨国犯罪和腐败、资源枯竭、信息和能源安全等问题。

第二,俄罗斯明显混淆规范语域和现实语域(分别基于价值、原则和利益)。一方面,莫斯科显然否认“颜色革命”的任何规范性内容,也就是说,它拒绝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事件视为欧洲民主和欧洲—大西洋结构努力实现一体化的逻辑结果。相反,俄罗斯只采用“现实主义”的分类,比如“权力斗争”,这为“以武力为导向的世界观”设定了框架。俄罗斯政治阶层继续将2004年乌克兰选举视为俄罗斯的惨痛失败,从而证实俄罗斯确实深度介入了乌克兰的内部事务(其程度不少于西方,而普京称西方的干预违反了民主规范)。这种“失败者情结”的延伸是对“橙色”实验将蔓延到俄罗斯的真实恐惧——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普京对与外国基金会合作的非商业组织的态度、“主权民主”概念的形成以及“徘徊在外国大使馆周围”这一说法的出现。正如普京所言:“你们西方国家想要支持‘橙色’运动,那就付钱。还是你想以一种迫使我们付钱的方式来支持他们?你以为我们是白痴吗?你在开玩笑吧。”这一声明同时提及几种情况:(a)乌克兰最终会脱离俄罗斯的势力范围;(b)乌克兰丧失独立并服从西方;(c)间接承认莫斯科在与基辅的关系中主要追求经济利益。

但矛盾之处在于,在某些情况下,俄罗斯政治精英会改变其“语言语域”,试图以规范的措辞进行反击,指责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当局篡夺权力,侵犯人权和民主原则。普京公开表示,俄罗斯不认为格鲁吉亚的政治政权是民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俄罗斯领导人认为,格鲁吉亚的权力危险地集中在总统萨卡什维利(Mikheill Saakashvili)手中,这导致基辅的国家权力不稳定,充满冲突,同时软弱无能。2008年8月与格鲁吉亚发生军事冲突后,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常规路线变得更加矛盾。实际上,俄罗斯采取了单方面的做法,即采用了2008年初美国在科索沃单边行动中被克里姆林宫指责为不规范的行为逻辑。俄罗斯虽然反对美国,但却大量借鉴美国外交哲学。

第三,克里姆林宫用自己的标准,用俄罗斯人的眼光看待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将俄罗斯的权力和政治观念投射到这些国家身上。俄罗斯官方媒体试图展示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政治斗争方法是相似的,即导致分裂、对抗、不满、大规模幻想破灭和内部对权威的抵抗。切尔诺梅尔金对2007年9月30日议会选举的评论,是俄罗斯政治语言对乌克兰现实的修辞投射的一个典型例子。“人们想要稳定和工作的机会”——这是俄罗斯驻乌克兰大使对乌克兰政治体系的批评态度,尤其是对乌克兰选举的批评。然而,在俄罗斯外交政策精英的心目中,乌克兰不仅与国内政治不稳定和冲突有关,而且与对俄罗斯的敌意(表现在其加入北约的意图和乌克兰政府反对俄语的运动)有关。

第四,俄罗斯有意将安全、身份认同和民主这三种不同类型的问题结合并混合在其有关乌克兰的“议程”上。相应地,俄罗斯的领导层被迫不断地使用来自不同语言库的词汇,这往往导致位移概念或不合理的地区扩张问题。因此,就安全性(如果发生这种情况,2017年以后俄罗斯可能不再能够将其黑海舰队驻扎在塞瓦斯托波尔)和身份(俄罗斯人将塞瓦斯托波尔视为俄罗斯的荣耀之城)而言,俄罗斯认为乌克兰北约成员国资格存在问题。安全与民主的问题也是相互叠加的。在2008年北约布加勒斯特普京峰会上,普京与那些将北大西洋联盟成员国身份作为国家民主特征又一证据的人进行了辩论(这是正式程序之外的),这意味着北约之外的国家并不“完全民主”。当时的俄罗斯总统以他特有的直率称这些想法“毫无意义”,从而证实了将民主和安全问题分开讨论,而不是将两者混为一谈是合理的。问题在于,俄罗斯本身并没有这样做,它显然试图将安全问题与自己对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国内政治民主程度的评估联系起来(同时避免对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进行类似的评估)。这可能是因为人们明白,“民主”(及其相关概念)是俄罗斯加入“国际社会”的标准,当然,“国际社会”的轮廓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总的来说,俄罗斯政府运用高度机会主义的方法解释国内政治如何影响外交政策的问题。在克里姆林宫认为自己有一定影响力的情况下,俄罗斯试图使用“民主论据”(例如,经常回顾乌克兰之所以没有就加入北约举行全民公投,是因为该国很大一部分人反对这一政策)。然而,在俄罗斯领导人自己承认已经遵守了民主准则的情况下(指格鲁吉亚为加入北约而举行的全民公投),俄罗斯的表现甚至更为严苛。

第五,克里姆林宫公开使用了另一种修辞手段,声称加入北约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乌克兰分裂,因此乌克兰将不得不在加入北大西洋联盟和保留现有边界之间做出选择。俄罗斯驻北约特使罗戈津对格鲁吉亚发表了类似的言论:“如果这个国家真的加入北约,它只会在公投所在的领土上这样做。”这样就会引发几个问题。首先,这些声明及其假设进一步使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公众相信,这些国家需要加入北约以及任何其他似乎不太可能吸纳俄罗斯的组织。第二个问题是,这种语境破坏了莫斯科对科索沃独立宣言的立场,对分离主义者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同情,削弱甚至颠覆了俄罗斯外交官对分裂主权国家和剥夺“叛乱领土”的坚决反对。从2008年2月到8月,俄罗斯试图像一个遵守国际法原则的国家那样行事。然而,它很快就放弃了这些尝试,因为这没有取得实际的成果。莫斯科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对“科索沃先例”的使用持谨慎态度。

第六,包括北约特使罗戈津在内的一些俄罗斯官员认为:“乌克兰和俄罗斯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众所周知,普京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宣言直接呼应了当代俄罗斯保守民族主义知识分子领袖埃戈尔·霍莫戈洛夫(Egor Kholmogorov)的某些观点。这些概念包括(a)“务实的民族统一主义”(俄罗斯必须保留资助前苏联各共和国的俄语社区的权利);(b)“近邻”国家的“附属”(次级)国家地位;以及(c)俄罗斯联邦与这些国家(包括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边界的“技术性”(有条件和临时性)性质。这样的立场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它看起来很有侵略性和攻击性,“围城”的概念以及由此不可避免地将世界划分为“我们”和“他们”(后者明显占主导地位)是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采取的许多行动的基础。另一方面,认为乌克兰可能会对俄罗斯的利益构成某种威胁的观点也受到了限制,从霍莫戈罗夫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它间接承认俄罗斯和乌克兰是血缘关系密切的国家。与格鲁吉亚的关系也类似,对格鲁吉亚政权的敌意在2008年达到顶峰,而这与两国文化上的紧密性和历史命运的不可分割性的对立话语不断交织在一起。

第七,俄罗斯在措辞上的主张还存在一个缺陷,这就是对历史相似点的广泛使用。问题不在于出现了相似的情况(这是不可避免的),而在于从事信息政策的官员们的假设是,任何历史类比都会自动生效并产生预期的效果。这里有一个例子,人们一再将萨卡什维利与斯大林进行比较,而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所长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直接提到了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俄罗斯电台和电视台[RTR]反复播放一段短片,强调萨卡什维利和斯大林是同一天出生的。在这一语言范围内,斯大林被视为负面人物,而科科伊提(南奥塞梯“总统”)则将茨欣瓦利的防御比作斯大林格勒,他对斯大林的回忆则完全相反。考虑到斯大林在互联网项目“Rus之名”中拥有最高的评价,历史上的相似之处如何起作用呢?与此同时,另一个隐喻出现了,就是将萨卡什维利塑造为“今日的希特勒”,这进一步混淆了问题,因为这实际上是在邀请观众在两个对手中选择:是把格鲁吉亚总统比作斯大林还是希特勒?其结果令人诧异。非常符合后现代主义的精神。

四、结论与反思

 

作为国际政治的参与者,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问题上出现的言论,预示着什么样的俄罗斯?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作为一个理性的行为者,其行动的长期战略规划能力,充斥着矛盾。同样,如果把俄罗斯形容为在执行其外交政策时完全致力于奉行现实主义原则的国际参与者,那将是非常夸张的。因此,俄罗斯试图同时使用几种语言,并尝试各种论证,以期实验性地评估每种论证的有效程度。当然,这种漫无边际的叙述使得人们很难理解梅德韦杰夫和普京的俄罗斯政府代表着什么样的国际角色。表面上,克里姆林宫对任何试图边缘化俄罗斯、将其视为次要大国,或将其排除在“正常”国家行列的企图都高度敏感。但是,格鲁吉亚领土上的军事冲突以及随后俄罗斯和乌克兰关系的严重恶化,与其说解答这个问题,不如说是造成了新的困境。俄罗斯是否计划吞并南奥塞梯?它将成为联邦的一个独立地区还是会被统一于北奥塞梯?很明显,在争论冲突中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界定“国际社会”及其边界和内容。如果后一种猜想是正确的,那么从组织的角度来看,一个分裂国家其内部融合将如何实现呢?如果目标不是将南奥塞梯并入俄罗斯,那么它的地位将会是什么——一个受保护的国家,一个类似于联邦“附属”成员的东西,或者一个“海外领土”(如法国)?最重要的是,俄罗斯是否会战略性地将自己导向一种规范性的外交政策模式(拥有世界上共同的游戏规则和行为原则)?或者俄罗斯会被吸引到一种不同的模式?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分类更好地描述了这一模式,即基于国家权力的主权行为(因此是单一的、独裁的、甚至是排他的),包括关于承认、惩罚、使用武力等的决定?与此同时,很容易看到这两种模式都出现在俄罗斯的政策中。

2008年8月的事件迫使俄罗斯专家面对以下问题:我们想要融入这个国际社会吗?然而这个社会并不完美,其准则的普遍性值得怀疑,其双重标准相互矛盾等等?或者理论上,这可能是另一种战略——我们是否想要追求“完美的孤立”,与大多数国际机构保持距离?因为我们认为这些机构对俄罗斯不公平,甚至可能是歧视的,还是准备在集体安全条约、上海合作组织或其他组织的基础上,建立另一个让俄罗斯感到舒适和无懈可击的“国际社会”?是否还有另一种策略在起作用,将“国际社会”这一概念变成一种幻想、一种时代错误(在最坏的情况下),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一种掩盖世界政治日益混乱(并因此变得不合群)的虚幻主义?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而且明显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与俄罗斯围绕针对格鲁吉亚的军事行动所引起的双重角色转换带来的严重不安有关。

编译:李嘉伟

校对:赵柳希

审定:梁朕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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